习近平自述：我的扶贫故事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习近平自己说。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
1、拿摩托车换农机具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这是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洞。（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摄）
2、“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3、为修淤地坝、搞梯田，习近平曾光着脚站在冰上干活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4、在贫穷的正定，“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新华社发
5、“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在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察看自己当年住过的知青窑洞。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6、习近平：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一行前往寿宁县下党乡调研途中。（张培基 摄）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7、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地直机关千余名干部到宁德县南漈水利工地参加清沟排障修整水渠劳动。 新华社发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20世纪80年代的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城区（资料照片）。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8、“她不认识我”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2013年 11月3日，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苗族村民施齐文家中同一家人促膝交谈。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9、习近平：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10、习近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这是宁德“连家船民”海边住的船寮（资料照片 ）。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福建宁德市下白石镇下岐村，“连家船民”告别了“风雨飘摇”，过上了“安居乐业”新生活。（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2015年3月25日摄）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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